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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2006-2007年我国总体经济环境走势分析
1、改革的难度加大。
我国真正的市场经济可以说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应该承认，到目前为止，我国已经进行了很多领域的改革。但是，不可回避的是，我国改革遵循的是先易后难的方针，原来改革的领域是一些问题比较简单、容易解决的领域，而现在需要改革的则是非常复杂的关键领域，不是单独一个领域能够推进的。改革难度的加大为宏观调控的实施带来了很多困难。例如我国的社会保障体制完善问题，涉及社保的体制选择、资金来源、运用以及储蓄模式等等。社会保障体制的选择有可能会对财政产生巨大压力，而财政政策历来和货币政策是联系在一起的，社保体制的改革对于宏观调控将产生巨大的影响。
2、社会稳定的难度加大。
这集中体现在严峻的就业形势和过大的收入差距上。从就业方面来看，我国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逐年减弱。GDP增长的就业弹性从1980年～1989年期间的0.323降低到2004年0.1左右。也就是说，目前我国经济每增长1个百分点，仅仅拉动就业增长0.1个百分点。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就业弹性大约在0.3～0.4之间。可以说，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是“非就业的经济增长”。而由于劳动适龄人口的大量增加（20世纪70年代、80年代生育高峰时期出生的人，目前正好进入就业年龄），以及城市化带来的大量农业居民转化为城市居民和国有、集体企业大量富余人员下岗，“十一五”期间我国的劳动力供给将以更快的速度增加。根据一些专家学者的估计，2004年我国的城镇失业率已经接近10％。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的话，在“十一五”期间，这个数值将进一步上升，进而给社会稳定带来巨大的威胁。从收入差距方面来看，库兹涅茨的“倒U型假说”表明，在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过渡的长期过程中，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将呈现“先恶化、后改善”的趋势。
从我国的实践来看，随着我国工业化水平的逐步提高，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收入差距（包括城乡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和个人收入差距）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2004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已经达到3.2∶1，再考虑城市居民还享有公费医疗、失业保险、住房补贴、养老金等社会保障方面的非货币收入因素，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可能高达5倍～6倍，是世界最高的。反映居民个人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56，大大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虽然国家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采取或强化了一些措施（如减轻农民负担、逐步取消农业税、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强收入调节等）抑制收入差距扩大，但成效并不显著，收入差距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3、资源瓶颈约束突出，环境污染加重。
未来15年，中国将处于工业化高速发展的时期，这一阶段将是资源消费高峰。2003年，中国石油、铝、铜、镍、钢铁、煤炭和水泥的消费分别占到全球消费的7%、19%、20%、21%、25%、30%和50%。中国对钢铁的需求超过了美国和日本需求的总和，而中国对铜、镍、锌、铁矿砂和水泥的需求也都超过美国。中国人均资源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人均矿产占有量约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2，人均耕地面积、人均水资源量约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3，人均森林面积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6；人均石油、天然气和煤炭量分别为世界平均值的约1/10、1/20和3/5。
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面临资源压力将会更大。重化工业和城市化加速发展，对矿产、土地和水资源的需求将进一步扩大，供求缺口日益凸显。而我国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又带来了环境的高污染。据世界银行测算，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每年仅空气和水污染带来的损失占GDP的比重就达8％以上。据中科院专家测算，2003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占GDP的15％。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在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下，我国自然资源支持体系已经无法持续地发挥有效作用。据专家分析，如果我国要实现2020年GDP翻两番的经济发展目标，而又要保持现有的环境质量，资源生产率就必须提高4倍～5倍；如果进一步明显改善环境质量，资源和生产效率就必须提高8倍～10倍。因此，要想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我国宏观调控必须解决的问题。
由于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并不面临着很大压力，而过高的失业率和过大的收入差距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潜在威胁，同时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所带来的严重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已经成为制约我国今后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第二节 2006-2007年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分析
1、土地政策。
（1）严格目标管理。
落实土地管理和耕地保护目标责任制，实行主要领导负责制和土地违法问责制。
（2）严格用地审批管理。
全面清理越权批地、以租代征、未批先用以及擅自使用滩涂、荒山荒地等违法违规用地行为，对发现的问题限期整改，整改期间暂停当地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用。
（3）加强工业用地管理。
制定重点行业建设用地指标，控制工业用地比重。严禁非法低价出让工业用地。
（4）调整建设用地的相关税费。
提高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标准，提高城镇土地使用税单位税额，严格控制减免税范围，限期追缴擅自减免和欠缴的税款。
（5）强化征地补偿制度。
征地补偿安置必须确保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征地补偿费必须包括对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不落实的不能批准征地。
（6）规范土地出让收支管理。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总价款必须全额纳入地方预算，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2、金融政策。
（1）采取逐步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综合措施回收银行体系流动性。
（2）加强窗口指导。
引导商业银行根据国家产业政策调整信贷结构，严格控制对高耗能、高污染和产能过剩行业中劣质企业的贷款，增加对农村和中小企业的贷款，控制中长期贷款总量和投放节奏。对资本充足率较低、不良贷款增长较快的金融机构实施较高的差别存款准备金率。
（3）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在严控风险的基础上，积极稳妥地扩大外汇储备的使用渠道。
（4）改进外汇管理。
强化对跨境资本尤其是短期资本流动的监控和管理，严格监管企业和金融机构借用国际商业贷款。五是继续规范发展资本市场，促进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健康发展。
3、市场准入政策。
（1）从严控制新开工项目。
全面清理新开工项目，凡是不符合国家行业规划、产业政策、项目审核程序、用地政策和标准、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等市场准入标准的项目，一律坚决停止建设；对各类拟建项目，要从市场准入的各个环节严格审查，不符合准入条件的，一律不得开工建设。
（2）抑制高耗能、高污染和产能过剩行业盲目扩张。
进一步提高高耗能、高污染和产能过剩行业在能耗、环保、用地、生产安全、技术装备政策等方面的准入门槛。
（3）加大差别电价、差别水价政策的实施力度，利用价格杠杆加快淘汰落后生产能力。
（4）逐项落实房地产市场调控的各项政策措施，严把在项目核准、住房建设计划等方面的关口，抓好土地和住房供应结构调整，合理控制城市房屋拆迁规模和进度。
4、外资外贸政策。
（1）促进内外资企业公平竞争。积极稳妥地推动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
（2）修订完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引导外资更多地投向高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高端制造环节和节能环保等领域。
（3）对出口退税率进行结构性调整。降低或取消部分“两高一资”产品的出口退税率，适当下调部分易引起贸易摩擦的出口产品退税率，提高部分高科技产品和深加工农产品的出口退税率。
（4）鼓励有利于技术创新且国内无法替代的关键设备和零部件，以及先进技术和部分重要原材料进口。
（5）禁止层层分解招商引资指标。
5、消费政策。
（1）努力增加居民特别是农民收入。
提高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进一步改善农民进城务工环境，妥善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落实好公务员工资制度及相关配套改革。
（2）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培育和扩大消费热点。
积极发展廉租房，增加中低价位、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供应。促进居民增加电信、文化、健身、旅游、商业保险等方面的消费。
（3）积极改善消费环境。
加快发展现代流通业和社区商贸服务业，完善农村流通网络，促进工业品下乡。规范发展消费信贷。进一步整顿市场秩序，严厉打击各种损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
（4）改善消费预期。
加大对社会事业的投入，加快完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体系，解除消费者特别是中低收入居民的后顾之忧。
第三节 锦纶纤维市场国家宏观发展规划调控方向
我国“十一五”将重点发展高性能纤维、差别化纤维和绿色环保纤维等3类新型纤维。我国将不断加快规划纤维原料建设项目的核准进度，逐步提高精对苯二甲酸、对二甲苯和乙二醇等重要化纤原料的自给率，增强产业链衔接力度。
另外，国家发改委已将新疆、湖北、东北、四川、重庆等地列为该行业区域结构调整重点，将充分利用资源优势，培育产业集群。
“十一五”期间，该行业是我国的重点发展行业，国家给与足够的重视和投入，因此该行业具有很高的投资价值，新疆、湖北、东北、四川、重庆等地将培育为产业集群，这些地区的是投资的重点区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