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向高质量发展 重中之重是推进服务业市场开放
我国进入工业化后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志是经济结构的服务化，由此带动整个经济结构进入中高级形态。能否以服务业市场开放的新突破带动经济结构服务化，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进程。
消费新时代要求以服务业市场开放扩大生活性服务业供给。消费结构的历史性变化，是我国进入消费新时代的突出特征。有
研究显示，2015-2020年，我国服务型消费年均增长将达到11%，快于商品消费3个百分点。预计未来5年，我国新增消费的50%左右都是服务型消费，到2020年，城镇居民服务型消费占比有可能达到50%左右。例如，到2020年，我国老年人市场消费潜力估计将提高到8万亿元左右，健康产业的投资潜力将高达10万亿元左右。但由于服务业市场开放不足，生活性服务业领域不仅“有需求、缺供给”，更缺乏高质量供给。
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是以服务业市场开放扩大生产性服务业供给。最近，我国高端制造业缺“芯”、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受到各方面关注，集中反映了我国以研发设计为龙头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严重滞后。德国之所以成为制造业强国，有“两个70%”：一是服务业占GDP的70%，二是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比重为70%。相比之下，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的比重只有40%多。多年来，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尤其是研发设计、金融、会计审计、法律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市场准入门槛普遍高于工业。从实际情况看，一些科研院所由于体制僵化，使得一些生产性服务业供给脱离企业现实需求。从深层原因
分析，不能不说由于教育、科研存在比较突出的体制性、结构性矛盾，难以充分释放人的创造性、释放科技的创新性。
新经济发展与服务业市场开放直接融合。近几年，“互联网+服务”已经成为新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无论是餐饮、缴费等便民服务，还是教育、养老、健康、文化等公共服务，都可以发展成为“互联网+”的新经济形态。总的来看，没有服务业市场开放，要实现新经济的快速发展就相当困难。例如，如果没有医疗市场的开放，就很难有“互联网+医疗”的创新。
以服务业市场为重点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进入发展新时代，适应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变化，推进服务业市场开放成为市场化改革的“重头戏”。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放宽服务业准入限制”，“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需要尽快出台新的服务业市场开放行动计划，加快广大社会成员最急迫需求的生活性服务业开放，加快发展中高端制造业最直接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市场开放，实质性打破服务业市场开放的政策体制掣肘，让社会资本顺畅进入法律未禁止的现代服务业领域。
以打破垄断为重点推进服务业市场开放。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在工业领域的市场基本实现对内对外开放，但服务业市场开放严重滞后。比如，市场化程度低。估计工业部门尤其是制造业90%左右已高度市场化，但服务业估计约50%左右仍被行政垄断和市场垄断。为此，要打破服务业领域的垄断，力争1～2年内全面放开竞争性领域、非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价格管制，到2020年使服务业领域市场化程度接近工业领域的水平。
服务业领域对社会资本全面开放。生活性服务业领域对社会资本全面开放市场准入，教育、医疗、健康、养老、文化等领域非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全面放开市场准入，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原则上引入竞争机制。生产性服务业领域对社会资本全面放开市场准入，研发设计、第三方物流、融资租赁、信息技术服务、节能环保服务、检验检测认证、电子商务、商务咨询等领域全面放开市场准入，取消某些不合理的经营范围限制。彻底打破服务业市场分割和地区壁垒，凡是对本地区开放的服务业，同等向外地企业开放，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推进服务业市场开放的相关政策体制调整。创新是第一推动力，人才是第一资源。无论是提供生活性服务业领域的学校、医院，还是提供生产性服务业领域的科研院所，都需要以加快建立创新的激励机制，加快建立有利于释放人的创造性的法人治理结构，广泛吸纳包括社会资本、外资参与，发展混合所有制，扩大现代服务业的有效供给。争取到2020年，全国基本实现服务业用地与工业用地“同地同价”，实现体制内外人才政策待遇平等，实现各类所有制企业平等参与政府采购。
以服务业市场开放为重点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提出“推进贸易强国建设”的同时，强调“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从多方面情况看，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关键是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拓宽自由贸易空间，形成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开放型经济新格局。
以扩大服务业市场开放为重点推进服务贸易强国进程。在服务贸易与服务业市场开放直接融合的新形势下，建设贸易强国，重点、难点和焦点大都在服务贸易、在服务业对外开放程度。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不仅不会造成我国服务贸易逆差失控，反而会实现我国服务业与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例如，依托巨大的国内市场与政府包容性监管政策，我国电商交易额由10年前不到全球总额的1%，发展到目前的40%，已超过英、美、日、法、德五国的总和。国家“十三五”
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到2020年我国服务贸易占对外贸易的比重要达到16%。事实上，这一比重在2016年已经达到15.14%,2017年尽管略有下降，仍为14.46%。抓住新一轮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历史机遇，加快服务业市场开放，争取到2020年我国服务贸易占对外贸易的比重至少达到20%以上；服务贸易总额占世界服务贸易总额的比重由2014年的6.2%提高至10%以上。
推进“一带一路”产能合作与服务贸易开放融合的进程。适应经济全球化新趋势，“一带一路”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依托，以产能合作与服务贸易合作为重点，以自由贸易为主线。当前，以金融业为重点的服务业企业“走出去”滞后于实体企业“走出去”步伐，也滞后于产能合作的实际需求。2016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服务贸易额占其贸易总额的比重仅为11.4%。为此，在深化产能合作的同时，要以服务贸易为重点，加快构建“一带一路”多种形式的自贸区网络。
以服务贸易为重点加快国内自贸区转型。这几年，国内自贸区以负面清单为重点的改革取得重要进展。目前的突出矛盾是，负面清单的95项中仍有70项针对服务贸易。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自贸区需要在服务贸易发展和服务业市场开放上发挥先行先试的重要作用。例如，大幅缩减服务贸易负面清单，争取到2020年把自贸区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压缩到30项左右。
探索开展服务业产业项下的自由贸易政策。从不同地区的特定优势出发，建议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率先实行旅游、健康、医疗、文化、职业教育等产业项下的自由贸易政策，走出一条开放转型的新路子。如果产业项下的自由贸易政策能尽快在一些地区落地，其对服务贸易创新的影响和带动效应将相当可观。
加快推进粤港澳服务贸易一体化。粤港澳服务贸易一体化是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务实选择。不仅有利于拓展港澳发展，加快广东经济转型升级，而且对促进和服务“一国两制”将产生重要影响。当前，重要的是尽快实现粤港澳服务贸易一体化的体制机制的实质性突破。这不仅对我国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将提供有益探索，也将为港澳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提供重要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