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制裁中兴敲响中国制造崛起四大警钟
近期，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特别是特朗普政府突然定点打击中兴通讯公司，严令禁止美国公司7年内向中兴通讯出口电信零部件产品，此举有可能将中兴通讯陷入挣扎求生境地。这或是美国针对《中国制造2025》，试图阻止中国尖端技术发展而谋篇布局之举，但此举确有打中“中国七寸”之功效。一时之间，“芯”病成为国人关注焦点，各种言论褒贬不一。这让中国开始彻底反思“制造强国与网络强国”实力，抽身于“经济奇迹”和“新四大发明”沉醉泥潭，更敲响中国制造崛起四大警钟。
要“弯道超车”更需“守正出奇”
在世界制造业排名中，中国现处于第三方阵“领头羊”之位，预计2025年将跨入第二方阵。但中国制造何以突围“第三方阵”赶超发达国家？不少专家提出中国制造具有“弯道超车”优势。有专家提出，中国制造具有产业门类齐全、企业配套协作、互联网与大数据、人才数量等优势。也有专家指出，华为、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等IT代表性企业与国际领军企业创新差距较小，加之《中国制造2025》五大工程实施，将有利于推动中国制造由大到强的跨越式发展。还有专家认为，智能制造为中国制造提供“弯道超车”机遇。面对发达国家高端核心关键技术优势，这些专家倡议中国制造“弯道超车”，试图在关键节点或困境，技巧性超越竞争对手。
但先进制造业更需强调“守正出奇”。先进制造业是分工精密、高速迭代
行业，无论何时都应以市场为主导、放开搞活、扩大协作合作，通过空间与时间积累来厚植发展基础，久久为功，才有可能在未来某个时刻实现技术逆袭。因此，中国先进制造业并非举国上下自创一套，脱离其发展内在规律进行投机，就可以实现“制造强国”，最终恐怕欲速而不达。特别是，先进制造业“弯道”所要面临的困难远比“直道”要多，充满各种变化的不确定性因素，会遭遇更大的风险和挑战。基于此，中国先进制造业理应“守正出奇”，即要遵循先进制造业发展规律，又要勇于打破常规、突破思维、出奇制胜，赶超先进制造业发达国家。
要“扩大需求”更需“供给提质”
历经20世纪80年代初“放权让利”、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和90年代末“加入WTO、放开住房市场”，直到21世纪初全球金融危机，中国经济进入第四个增长低迷期。中国制造作为国民经济发展“脊梁”，亟须从供需两端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与深度，以扩大有效需求倒逼供给升级——“扩大需求”为主，以创新供给拉动需求——“供给提质”为主，实现稳增长、调结构，推动中国制造跨越式发展，提振中国经济。
但先进制造业更需强调“供给提质”。“扩大需求”是在已有先进制造产品基础上，扩大先进制造产品市场占有率，是个“量变”过程，难以实现“赶超”先进制造业发达国家。与之相对，“供给提质”是基于研发与“量变”，实现“质变”过程，即精准把脉先进制造业发展趋势，遵循市场“快鱼吃慢鱼”的竞争原则，快于竞争对手研发出可面世的更高阶产品，同时实现低成本量产，才能真正实现与先进制造业发达国家并跑，甚至领跑国际先进制造业的发展新格局，抢占全球先进制造业发展“制高点”，打破现有全球先进制造业产业格局，争夺更多国际经济话语权。
要“优质人才”更需“匠心人才”
《中国制造2025》提出，要把人才作为建设制造强国的根本，加强产业人才需求预测，提高制造业引智力度，完善从
研究、转化、生产到管理的人才培养体系，构建产业人才水平评价制度，加大对优秀人才奖励力度，打造一支制造业发展急需包括专业技术人才、经营管理人才、技能人才在内的素质优良、结构合理的“优质人才”梯队，走人才引领发展道路。
但先进制造业更需强调“匠心人才”。“优质人才”是拥有一定先进制造业技术的高素质人才，但迫于生活和工作压力，多数人为利益所驱使，变得急于求成，时间久之，易变得得过且过，难以精益求精。与之相对，“匠心人才”对先进制造业有着坚定、踏实、精益求精、不屈不挠的凝神专一精神，带着难以割舍的
行业情结，在从事先进制造业研发、生产等工作过程中享受乐趣、升华思想。但据有关
研究表明，中国当前工匠级人才不足5%。这表明，中国当前“匠心人才”还难以支撑《中国制造2025》人才所需，亟须树立“培养大国工匠”之意识，提高先进制造业“匠心人才”的“量”与“质”。
要“投资量升”更需“投资效增”
根据《中国制造2025》总体
规划，中国有意识加大工业互联网、新材料、集成电路、5G等制造业重点领域投资力度，以专项资金等方式支持《中国制造2025》重点项目发展，组织实施重大短板装备专项工程，深化实施科技重大专项，聚焦基础共性技术需求，加强技术创新突破，力争强化内功，攻坚克难，突破当前先进制造业若干“卡脖子”共性关键技术，紧密结合科技创新和先进制造业发展，提高先进制造业技术及产业化能力。
但先进制造业更需强调“投资效增”。投资是促进先进制造业跨越式发展之“血脉”，且重在由“融资输血”走向“强身造血”。这是基于先进制造业发展现状及财政资金有限，中国先进制造业需加大投资力度，增强自身“输血”功能，但更应提高投资效率，重点发挥财政资金对社会资本引导作用，放大有效投资乘数效应，提高“强身造血”功能，避免低效与无效投资，将有限资金用在推动先进制造业跨越式发展的“刀刃”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