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韧性何在？通过改革变潜能为优势

　　今年GDP有望保持6%以上的增速；城镇化的巨大发展空间意味着经济增长潜力依然存在，要继续进行混改、户籍改革等以挖掘潜力

　　近期，2019年4月份中国经济数据陆续披露。如何看待今年以来中国经济的表现，全年经济走势如何？中国经济的韧性何在？如何进一步挖掘中国经济的潜力？

　　新京报就这些问题采访了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经济学家曹远征，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

　　三位给出了几乎一致的答案。在他们看来，外部环境对中国经济影响不大，今年中国经济增速实现6%以上的增速是大概率事件。

　　对于中国经济韧性所在，曹远征提出，包括农民工在内的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持续增长、城镇化进程中城乡二元结构持续改善，消费会成为中国经济很大的一个亮点和增长点，从而推动中国经济实现可持续的增长。贾康则表示，中国的城镇化和工业化还有巨大的空间，两者相辅相成纵深发展会进一步释放中国经济成长性的潜力。

　　在三人看来，中国经济要继续进行改革以挖掘潜力。“中国经济的韧性是潜在的，一定要通过改革把潜在的韧性变成现实的优势。”曹远征说。

　　“今年6%以上经济增速没问题”

　　新京报：如何看待今年以来中国经济的表现，对全年经济的预判是怎样的？

　　曹远征：今年一季度中国经济的表现是恢复性的。2018年随着外部紧张局势的缓解、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特别是货币政策的调整之下，市场流动性短缺问题得到了极大的缓解。目前看，逆周期调节的效果显现，中国经济有所恢复。

　　从今年的总体情况看，预计在二三季度中国经济应该能基本稳住，即恢复到2016年、2017年时的状态，中国经济既不会有进一步的大幅下行，也不会出现明显的反弹，而是处于一个符合规律的收敛态势。实际上，全球所有国家过了工业化阶段之后，都会处于这样一个基本态势。

　　贾康：今年一季度中国经济表现好于预期——去年四季度经济增速继续下行到6.4%，全年经济增速报出6.6%，相对于前面12个季度6.7%到6.9%的幅度，经济增速是向下回落的。一般预计今年一季度经济增速会继续下行。但是，不久前公布的今年一季度增速和去年四季度增速持平。这是因为虽然中国经济有下行压力，但是在前一段时期，外部环境的某些积极消息引导了预期，加上国内一些重要政策的调整，各种因素综合在一起发挥作用，使得一季度表现超预期。

　　再往后看，三四季度估计还可能会受到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但总体来说，即使按照最坏的情况来设想，今年中国经济仍然在大概率上可实现6%以上的经济增速。这是因为，近几年净出口对中国GDP的贡献已经降到相当低的水平。如果经济增速在6%到6.5%的目标值，出口在GDP中的影响不会超过0.4个百分点。如果后续经济运行中下行压力比较明显的话，我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工具箱中备用工具是充足的，今年GDP实现6%以上的增速仍是大概率事件。

　　李迅雷：从今年第一季度的数据来看，中国经济的表现还是比较好的。4月份的数据看，无论是固定资产投资还是消费数据，表现还不错。不过，出口数据偏弱，反映经济下行压力依然存在。

　　从全年来看，考虑到外部因素不明朗，出口方面表现还是不太乐观，但今年房地产等表现可能会超预期，基建投资在二三季度的增速会有所上升。消费方面，消费会出现结构性的变化，一方面消费升级的趋势还会持续，另一方面消费增速可能会有所回落。总体看，GDP实现6%以上的增速没有问题，今年GDP增速可能在6.2%、6.3%的水平。

　　“外部环境对中国经济影响不大”

　　新京报：外部环境不明朗，这会给中国经济究竟带来多大的影响？在目前内外部环境下，宏观经济政策是否会调整？

　　曹远征：外部环境对中国经济影响不大，比如去年净出口对经济贡献为负。对于中国经济来说，最核心的问题和因素不在于出口，而是靠投资、消费。目前看，投资开始在减弱，要寄希望于消费的扩大，消费存在增速减缓的隐忧。不过，随着货币政策的调整，市场流动性得以补充，加上减税政策效果的显现，企业会开始恢复投资、增加生产的信心。预计2019年中国经济增速还会在6%以上，预计在6.3%。

　　实际上，6.3%的经济增速也是政治目标——今年是全民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如果经济增速下滑到6.3%以下的话，预计政策上会有一定的调整，主要是财政政策。

　　贾康：外部的影响和不确定性是我们不可选择的，但可控的是中国自己的选择。中国自己要在注重扩大内需的同时，特别要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啃硬骨头，攻坚克难，坚定不移地扩大开放，学会在全球合作竞争中进一步提升核心竞争力，这是我们必须抓住的真问题，也是中国必须把握好的确定性之所在。

　　至于宏观经济政策和宏观调控，讲究相机抉择，需要会随着情况的变化，随时动用政策工具箱的中可用的工具。财税政策方面一定会按照扩大内需的方向发力提效，促进改革，优化结构。

　　李迅雷：外部环境的影响还是有限的，在正常情况下可能影响中国经济0.3个百分点。但需要注意其是否会带来扩散效应，进而影响国内投资意愿等，这些衍生因素不好预测。当然，外部环境的不明朗，我们也会有应对措施，会加大内部的改革力度，加大一些货币和财政政策进行对冲。

　　从政策上看，宏观经济政策不会有大的调整。但改革还是会推进。比如要鼓励投资，进一步加大减税降费的力度，财税改革、国企改革等都要推进；在货币政策上，降准还可能持续，预计今年7月还有可能降准。

　　此外，对于外界关心的房地产政策，不太再会有刺激房地产的政策。现在的房地产调控实行一城一策的政策，不会有全国性大调整的政策。不过，如果人民币出现大幅贬值的话，对于资产价格可能会带来一定的影响，今年需要防范这方面的风险。

　　“城镇化和工业化纵深发展会进一步释放中国经济的潜力”

　　新京报：如何看待中国经济的韧性，韧性主要在哪里？

　　曹远征：从中国改革开放40年历程看，正是因为居民收入的大幅提高、购买力的上升，才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中国市场，也形成了各个产业成长的重要基础，中国以高速的经济增长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当然，居民收入提高的过程中，出现了一定的差距。比如，大概有3亿人口的城市人口的人均GDP在2万美元左右，与此同时还有10亿多人口的人均GDP不超过4500美元。这说明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依然还在延续，从40年前的金字塔形状，变成了“工”字形状——两头大、中间小。

　　可以说，按照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中国经济的发展最重要的是取决于居民收入的增长。而从目前情况看，要意识到，如果这部分10亿多低收入群体的收入能够实现可持续增长，这部分群体就是中国经济韧性和发展前景所在。

　　此外，中国过去的发展经验还显示，城市化就是工业化，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出现了结构的快速转变，导致经济的高速增长。从中国城镇化水平看，目前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在60%左右，与日韩等国75%至80%的水平相比，中国的城镇化还有相当大的空间。而且，在中国60%的城镇化率中，只有40%的城镇化人口具有城镇户籍。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城镇化发展水平拖了中国经济的后腿。相反，如果农民工可以真正市民化，其消费就会转移到城市来，比如其住房需求、孩子的教育需求、父母的养老医疗等，这些需求会变成消费的一个重要增长点。

　　逻辑上讲，按照一些国家的经验，只有城镇化结束了，经济增长才会结束。那么，中国城镇化巨大的发展空间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依然存在。如果包括农民工在内的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持续增长、城镇化进程中的城乡二元结构持续改善，消费会成为中国经济很大的一个亮点和增长点，中国的产业以出口为导向转向以内需发展为驱动，从而推动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地增长。

　　贾康：可以从两个维度来理解中国经济的韧性。

　　从客观视角来看，中国经济并非一般的经济体可以比拟，这一特大经济体的人口、国土幅员、资源等基本指标放在一起，别的经济体难以同日而语。经济体的这些客观指标决定了中国国内市场的潜力、经济发展的韧性以及相关的回旋余地等方面，要比其他经济体明显大很多。

　　第二个视角看，中国经济的成长性处在一个怎样的状态？中国从过去的“一穷二白”到努力发展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伴随着改革开放，在经济起飞中中国经济总量迅速提升，居民的收入也显著增加。在学术界，经济发展水平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工业化程度、城镇化程度，根据国际经验这两个指标也是互相联系的。现在学术界有观点认为，中国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工业化程度已经到了后期，我不同意这一说法。从中国总体的格局看，沿海一些地区的工业化程度已经到了中后期，但中部区域显然并不是这样，而在西部地区很多的地方更只是处于工业化的初期阶段。综合中国总体的情况，中国的工业化处于中期向中后期转化的阶段，未来工业化进展纵深和空间还非常巨大。

　　要注意城镇化和工业化有着内在的联系，目前中国真实城镇化的程度也表明，中国工业化还有巨大的空间。当工业化到了后期，城镇化水平应该处于70%左右的水平。那么，目前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处于怎样的阶段？中国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虽已高于59%，但这几年有关部门也特别注意到，中国实实在在的城镇化率必须是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而在目前，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只有43%左右。为何会有数据的差距？这是因为，这些年有3亿多人从农村到城镇，成为城镇的常住人口，但其中绝大多数人（至少有2亿多人）并没有拿到户籍，基本公共服务的市民化待遇并没有落实到这些人身上。为什么不能落实？这是因为城镇化进程中的公共设施、软硬件等还没有到位。可以说，弥补“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势在必行，而支撑整个弥补过程的条件建设必然是工业化的充分发展才能提供的。

　　总之，综合两个指标，中国真实的城镇化水平目前应该在50%上下，这就意味着中国的城镇化还有20个点的高速发展空间。未来几十年里，还有差不多4亿人要从农村到城市成为市民，一轮一轮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升级换代、一轮一轮的产业互动、一轮一轮的人力资本培育，这一过程会不断地释放需求。因此，可以说，城镇化和工业化的纵深发展相辅相成，两者的发展会弥合中国的二元经济，进一步释放中国经济成长性的潜力，而充分体现中国经济强大的韧性。

　　李迅雷：中国经济的韧性，主要在于服务业的比重在上升。比如，东部地区的制造业产业升级，使得低端的劳动制造业比重下降，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产业工人转型转到服务业，这可能是中国经济韧性所在。

　　在信息技术不发达的过去，可能会产生结构性的失业问题。但现在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中国处于大数据时代，市场需求清晰，个性化的服务很快就能催生一个行业。并将在很多国家难以实现的产业，发展成一个很大的产业。可以说，中国信息技术的高度发展使得服务业的需求能够得到很快捷的满足，也利好就业。比如，产业工人转型做滴滴司机、快递员等。

　　在新旧动能转换方面，传统的产业以重资产为主，新兴产业以轻资产为主，新兴产业可以吸纳更多的就业，也能够在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上起到积极的作用。

　　“要通过改革把潜在的韧性变成现实的优势”

　　新京报：目前看，需要进行哪些改革进一步挖掘经济的潜力？

　　曹远征：随着外部环境的紧张，加上世界经济的结构正在发生变化，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无法维持，中国经济要转向以扩大内需为主。如果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持续进行，居民收入持续提高，这一过程就可以使得很多产业的内生系统得到维持、延伸、扩展。

　　中国经济的韧性是潜在的，一定要通过改革把潜在的韧性变成现实的优势。在短期内，有三方面的改革至关重要。

　　第一，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方向的户籍制度改革。因为农民工的问题是经济问题、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文化问题、生态问题，所以这一改革是五位一体的深化改革，而不是简单的户籍问题等。在发展城市化的过程中，政府不要再想着如何卖地、如何把城市建设得高大上等，要以人为核心、围绕着服务人来发展城市化，要形成一整套包括教育医疗、就业机会、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等各种软硬件在内的制度，解除农民工的后顾之忧、提升其收入水平等，这样其消费才能转入城市。

　　第二，用国有资产建设社会保障为方向，进行整个国有资产体制改革。这是因为居民收入增加才能成为稳固的消费力量，而现在中国的社保支出存在巨大的缺口，建议国有资产加速充实社保，这样的话，居民才想消费。

　　第三，以发展服务业为方向，对整个服务体系的准入门槛和鼓励政策做研究。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很多行业变得短缺，比如最重要的服务业。对于幼儿园、小学、养老医疗等领域，政府应该放开准入、鼓励民间资本进入。

　　贾康：有几方面的改革是重头戏。第一，要进一步继续深化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打造现代市场经济体系。混改的方向是解决国企民企发展争议，就是要把现代企业制度的包容性空间打开，不要太计较各类企业持股比重一时的高低，因为持股的比例会发生变化。总的方向是，充分地混起来。此外，一些大型国企存在过度垄断的问题，这也可以通过混改去克服。总的来说，要让国企民企这些市场主体真正活起来，真正释放出共荣共赢的潜力。

　　第二，政府部门按照大部制、扁平化的方向实质性地推进改革。现在的企业要负担着较多行政性收费，如何给企业减负？怎么改革？政府部门就要精简架构，减少部门，减少局委办，“拆香火”来治本。另外就是要“扁平化”，比如实行省直管县，减少层级，精简机构，减少审批权。

　　第三，户籍方面要大力推进改革。要让劳动力充分实现流动、让更多的农民进城，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破解城乡二元结构。近期出台的户籍政策看，除了不具备条件的特大城市之外，一般的城市要按照放松户籍管制的方向推出改革措施，这是非常正确的方向。另外，人口政策要积极调整放开，进一步放宽计划生育政策，原来说要放开二孩，现在应该取消生育限制。

　　李迅雷：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改革，来激发中国经济潜力。

　　第一，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过重，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依赖度过高。因此，地方政府应该去杠杆，中央政府加杠杆。各个国家都是通过中央政府来加杠杆，现在中央政府的杠杆率还是很低，社会金融需要有更大的支出。在一个老龄化社会，社保面临着巨大的缺口，这方面的社会福利还存在不足，这方面的基础设施投入需要进一步增大、增强。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第二个结构性问题就是，居民收入差距偏大。除了扶贫之外，还要关注中等收入群体，如何提高这部分群体的收入增长水平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因为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越快，（可能导致的）社会问题就越大，因此改革的着重点也要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从而提升居民的消费意愿。

　　第三个改革的发力点是，处理好国企和民企的关系。如果我们鼓励民间投资，就要解决一个问题——民企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一定要把民企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和国企改革结合起来。比如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可以加大一些领域对民间投资的开放等。（新京报记者 侯润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