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城社会消费超4000亿 成都上升快

伴随着经济转型，消费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度越来越高。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下称《意见》）20日公布，为促进消费提质升级绘制“蓝图”。《意见》提到，建设若干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推进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

要成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除了国际化程度要高以外，自身的城市人口、城市经济体量和消费体量至关重要。其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评判一个城市消费中心度的重要指标。

记者通过对45个一二线城市、部分经济总量大的三线城市的统计梳理发现，至2017年，有11个城市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了5000亿大关。从社消与GDP的比值来看，北方城市普遍更靠前。

上海超北京跃居榜首

2017年，上海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11830.27亿、同比增幅8.1％，居全国城市排名第一位。上海商贸行业就业人数超过325万人，贡献全市近四分之一的就业岗位。

去年上海商业载体纷纷加快转型，有超过50个市区两级商圈、超220个城市商业综合体、67条特色商业街区。去年，上海全市商业综合体商业建筑面积达到1600万平方米，销售规模超过1500亿元，客流量超过21亿人次。

同期，北京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1575.4亿元，增长5.2%，位居第二。第一财经记者统计发现，这也是多年来上海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首次超越北京，位居全国第一。

京沪作为超一线城市，现代服务业最为发达，而这正是高收入群体最集中的行业。收入高，消费自然也多。

上海和北京之外，其他城市都尚未突破万亿大关。不过，位居第三的广州去年社消总额已经达到了9403亿元。预计，今年有望成为第三个社消总额突破万亿大关的城市。

尽管近几年，广州在金融和互联网上不如另外三个一线城市亮眼，尤其是，长三角的杭州凭借信息经济的崛起，在互联网经济方面的风头也超越了广州。但在消费力方面，广州第三的位置仍十分稳固。

一方面，作为千年商都，广州是华南地区的商业、交通、经济、教育、文化等中心，有大量的专业批发市场，商贸物流业十分发达。另一方面，素有“食在广州”之称，广州在食品烟酒类的消费支出要比北京深圳高出不少。

广东体改研究会副会长彭澎对第一财经分析，吃在广州，广州对美食消费意愿强烈，宵夜可以吃到很晚，所以吃喝花销就比较大。这里面的一大原因是，广州的房价相对没其他一线城市那么高，可以在居住以外的其他方面多些花销。

成都快速上升 深圳仅列第七

北上广之后，来自西部的直辖市重庆去年的社消总额达到了8068亿元，位居第四。不过，重庆虽然是直辖市，但总面积达到了8.24万平方公里，人口达到了3000多万，相当于一个中等省份。人口基数大，所以社消总额也高。

重庆之后，另一个西部城市成都上升的步伐也非常快，去年成都的社消总额达到了6404亿元，位居第五。值得注意的是，就在2015年，成都的社消总额还仅位列第八位，两年时间就超过了天津、深圳和武汉，上升至第五。

成都社消总额的快速增长，除了经济快速增长、人口流入加快外，也跟成都自身辖区的扩张有一定关系。2016年，简阳市正式划归成都代管。辖区扩张后，社消总量也随之扩大。

在重庆、成都、武汉快速增长的同时，作为四大一线城市之一的深圳，社消总额仅位列第七，仅相当于京沪的一半，广州的三分之二，也不如重庆、成都、武汉等中西部大城。

深圳的社会总额低，一方面与深圳作为非省会城市有关，另一方面也跟地缘因素有关。由于深圳靠近香港，出入香港购物十分方便，很多深圳人经常往返香港购物，尤其是一些奢侈品、电子产品等基本是到香港购买。

在深圳之后，天津、杭州、南京、苏州位居属于5000亿梯队。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天津的社消总额高居全国第五，但近两年，随着整体经济增速趋缓，天津的社消增速也随之走低，2017年这一增速仅为1.7%，社消总量退至第八，并且与身后的杭州、南京领先优势已经非常小。

在11个超过5000亿大关的城市之后，长沙、青岛、西安、福州、济南、郑州、宁波、哈尔滨这8个城市则属于4000亿梯队。也就是说，去年共有19个城市的社消总额超过了4000亿大关。

消费贡献率：省城、北方城市更高

从消费对城市经济的贡献度来看，社消总额/GDP 是一个很好的参照指标。从这个指标看，在统计的45个城市中，有13个城市超过了50%，主要是来自东北、华北和西南地区，也就是说这些城市的人更敢消费。

数据显示，沈阳的社消占比达到了68%，是榜尾的深圳的两倍多。哈尔滨的社消占比位居第二，也达到了61%。此外，西安、济南、呼和浩特、兰州、太原、石家庄、大连的社消占比都超过了50%。

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分析，北方城市的国企占比较大，市民在体制内就业的比例比较高，他们在消费方面没有后顾之忧，更舍得消费。

另一方面，南方沿海城市经济发达，对投资置业的需求更为强烈。丁长发说，南方沿海城市的房价普遍比东北、山东等地高，东北哈尔滨、沈阳等地几套房子才相当于深圳、广州一套房子。在高房价和高杠杆之下，南方沿海城市的居民消费也会受到压抑。

相比之下，在榜尾端，深圳社消总额占GDP的比重仅为26.8%，苏州、无锡、厦门、佛山、东莞、常州、南通等南方城市也都比较低。

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凭借外向型经济的发展，苏州、无锡、佛山、东莞、常州等城市经济实现了快速发展。不过相比GDP，这些城市社消总量在全国的位次，普遍要比GDP在全国的位次低不少。

例如，去年苏州GDP总量达到了1.73万亿元，在江苏位居榜首，领先第二名的南京较大的距离，但在社消总量方面，省会城市南京稳居第一。

也就是说，省会城市仍是各省、各区域绝对的消费中心。非省会城市在社消占比方面，普遍与省会城市、直辖市有较大的距离。

丁长发分析，省会城市集中了一省最好的政治、文化、教育、金融、医疗、交通等公共资源，城区人口规模大，现代服务业较为发达，收入水平更高，消费能力更强。比如，中字头大企业在各个省的分公司，一般都会设在省会。

在2008年以来大规模的高铁、城际轨道建设中，大多是围绕省会城市、直辖市为中心展开的。随着高铁、城际铁路、城市轨道交通的建设，周边地区人口向省会城市进一步集聚，周边城市的不少消费都转移到了省会城市。

以武汉为例，目前武汉到咸宁、鄂州、孝感等周边城市均有便捷的城际轨道相连，加上市内逐渐便利的地铁线与动车站相连，武汉与周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来自鄂州的杨先生说，一到周末，大量的鄂州人会跑到武汉来消费，周日下午坐城际列车回去。“这对我们鄂州的商业消费产生了较大的冲击。”

相比之下，一些经济总量较大的非省会城市，产业结构以工业制造业为主，消费比省城要逊色不少。丁长发说，沿海一些以工业为主的地级市，经济总量很高，产业工人很多，但他们的收入水平普遍不如现代服务业的从业人员。他们的消费很大一部分体现在逢年过节的返乡消费，而不一定在务工所在地。

丁长发说，这些制造业大市的中心城区人口规模较小，城市的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和产品普遍不如省会城市，也导致他们的消费不如省会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