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赢中美贸易战需多系统协同配合

在7月6日中国针对美国的首轮征税举措做出反制后，特朗普政府很快就提出对进口自中国的2000亿美元商品征收10%的关税，但要在8月底前完成相关国内咨询后再定具体的行动方案。目前中美贸易战已正式交火且呈胶着状态，中国对美国第二轮征税的反制引而不发，相信各种应对预案都在谋划设计中。

中国如何才能减少贸易战带来的损失，并最终获得贸易战的胜利？这不仅取决于战场上的厮杀拼夺，还取决于后方的运筹帷幄、指挥布阵、系统配合，中国目前需要做出贸易、金融、经济、法律等域内域外的系统御敌准备。

要做好长期应战的准备

打仗就要对战役的规模、耗时有评估，判定是一城一池的小范围冲突还是事关全局的生死之战，是全员备战还是局部准备。

由美方挑起的贸易战无疑不是小范围冲突，一要看清特朗普的志向绝不是做一届总统就“告老还乡”，与中国在各个方面尽可能纠缠下去将是其争取民意的一种重要手段；二要看清这是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全面打压和反制的开始，这是大国之间的地位得失较量。当务之急是要谋划如何应对和破解美国一轮、二轮，甚至多轮的贸易挑战，甚至要做长期准备，准备多种应对预案。

不要只想着在贸易领域应对

现在很多人依然在思考如何在贸易领域对付特朗普政府，却未看明白其是通过下一盘大棋来提升美国的国际地位和竞争力——加息、缩表、减税、放松金融监管、贸易战。

中国若是只想着在贸易领域对付特朗普政府，那这场博弈的结局已是不言而喻，而若想在各方面都做到万无一失，那带来的挑战无疑是空前的。

中美两国比较，现在的中国不仅实力稍弱，而且经济发展阶段也与美国存在差异：美国早已进入后工业化发展阶段，中国处于工业化后半期;美国经济当下正处在强势上扬的窗口期，在关闭货币放水的阀门，而中国在打开货币放水的阀门;美国在开门迎接美元回流，中国在关门防止资本流出;美国的核心技术供给充裕，中国的核心技术供给短缺。

如此背景下，中国于战略战术上都不能轻视对手，当务之急是要突出强调手段的针对性、系统性、有效性和可操作性。

贸易战中如何将自身优势发挥到极致？

贸易战永远不会是零和游戏，大多是“杀敌一千、自伤八百”的结局，交战双方都会致力创造条件把自身的优势发挥到极致，并会对对方的软肋猛力出击。

在贸易战短兵相接之时，中国除了要对美国逐轮挑起的贸易战见招拆招外，还要在出口市场替代及出口产品多元化上尽快做出部署。同时，在进口美国商品方面，要考虑关税与非关税措施并用，对那些达到相当进口规模，且高度依赖中国市场的产品不排除加征更高的关税，对一些销量较大的技术性产品，可效仿美国的做法，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做出限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相信中国一年少进口几百亿美元飞机并不会对中国的航空事业发展造成多大的不良影响，这也是通常所讲的“与其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

出口竞争，比拼的是产品成本及技术含量，比拼的是供应链的管理效率。进一步提升出口产品竞争力，中国在降低产品生产及销售各环节成本方面仍有改善空间，对全球平行采购零部件、在中国集成组装后再出口的产品，在进与出两个环节都应有相应的金融配套服务政策和税务政策安排，而对那些零配件或模组件从国内上游供应商采购，完成集成组装后就可赢得国外市场需求的产品，要通过延长供应链金融服务链条，切实解决其上游生产厂家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从而从价格上提高出口商品的竞争力。这一直是金融业服务的一个薄弱方面，也是金融业大有可为的一个领域。毋庸赘言，对这类产品的出口也应予以税务政策优惠。而无论从系统提升出口产品竞争效率，还是从扩大国内市场方面看，降低国内经济活动交易成本、提升制度资本效率都是要下大功夫解决的问题。

不能期望与他国结成“反美战略联盟”

自美国挑起贸易战以来，人民币一度呈现加速贬值。虽然人民币贬值可一定比例对冲美国对中国出口产品增加关税的影响，但中国的出口商品不只有美国一个市场，并不会因人民币贬值而使生产和流通成本降低。如果以贬值来维持出口，也就等于要压缩中国出口商品的价值创造空间，另外中国更要考虑汇率变化幅度过大对中国整体经济发展的影响，如人民币国际化、“一带一路”倡议等。因此，以货币大幅贬值来应对贸易战算不上一种上佳的选择。

此外，财政政策的功能之一是在调整经济结构中发挥特有的作用。在应对美国挑起的贸易战时，财政政策除了在鼓励出口方面可有所作为之外，还应效仿美国的做法，在某些商品进口征税上做出豁免。同时，扩大内需应是中国应对贸易战的一个选项，故在降低其他国家日常消费产品进口关税上还可做出进一步调降。而从上半年的税收增速及规模来看，中国的确存在减税空间。高负债目前已成为中国应对贸易战的一个沉重的包袱，从国家整体负债结构上看，财政部门也应在约束国企、地方政府压缩债务规模等方面发挥作用。

在应对贸易战方面，现在尤其是要尽快落实已承诺的各种对外开放措施，并积极消除对民营资本投资的歧视性限制，中国要像对待外资一样对待非国有资本，给予它们与其他资本一样的投资信心和机会，如果讲要限制资本的肆意扩张，只能限制那些与权贵结合的资本，一个非公有资本缺位的经济体最后很难成为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体。

美国挑起的贸易战一方面使一部分国人警醒，中国需要的不是自吹自擂，而是要更多找出自己的软肋；另一方面又对中国发展核心技术、提高产品质量、推动产品升级产生了倒逼作用，这既是迎接外部需求变化挑战的需要，也是满足扩大内部需求的客观需要。

不言而喻，当今的国际贸易竞争越来越多地体现为技术能力的竞争，故中国应从美国挑起的贸易战中充分吸取教训，动员各方面技术资源和资本力量，对于受制于人的各种技术，发挥体制优势，开展短、中、长期技术攻关。对一些关键技术领域的创新，中国要像当年搞“两弹一星”那样，卧薪尝胆、久久为功、咬定青山不放松。在需要相当的技术资源和资本资源长期投放的过程中，如何从制度上和体系上保证有关的技术创新始终保持领先性、有效性将是一个必须解决好的问题，以短期行为或投机心理，是不可能解决好中国这样大国的技术创新问题的。

中国不要寄希望与他国形成“反美战略同盟”来平抑战局的恶化。要防止西方国家在特朗普高压之下对美国的迎合，要看到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冲突不仅限于经济领域，在价值观、意识形态领域的冲突是很难通过经济交换化解的。

同时要看清，目前存在的国际贸易争端处理机制已很难对美国发挥约束作用，美国采取了杯葛世贸组织上诉机构大法官任命的办法，使得7个上诉大法官目前只剩4人，到今年9月时将只剩3人，到明年年底时只剩一人，这导致上诉机构即将处于瘫痪状态，无法组成需要3名大法官的上诉庭。各成员国虽可对其他成员国提起贸易诉讼，但完成一审裁决后却无法完成败诉后的上诉。而由于WTO成员协商一致的机制，目前各成员对此状况尚无解决办法。这是中国在制定反制贸易战措施时应充分考虑的不利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