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经济扩大内需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支撑
消费、投资、出口一直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改革开放之后的较长一段时期，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在中国GDP增长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在上世纪个别年份，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中国GDP增长贡献率甚至超过80%。今年以来，各地各部门坚定不移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着力发挥消费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推动经济发展格局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
国家统计局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内需已成我国经济中高速增长中的决定性力量和“顶梁柱”。在未来很长时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将越来越大，投资增长亦有巨大的空间和潜力。更重要的是，扩大进口将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举措。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持续推进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内需发展的活力和后劲将持续释放，将对经济发挥更有效的拉动作用，为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支撑。
扩大内需，无论扩大投资需求还是消费需求，抑或扩大进口需求，都是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新内需扩大的动态反映。要优化供给结构，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就必须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这都需要增加有效投资。随着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新兴业态快速增长和新商业模式不断涌现。在国内尚不能有效解决消费升级产品的需求情况下，扩大进口就成为管理层制定相关政策的重要选项。
商务部在4月底召开贯彻落实“消费升级行动计划”工作会议，部署推进实施“消费升级行动计划”，发布了《关于加快城乡便民消费服务中心建设的指导意见》。近期各地一系列扩大内需政策出台，政策重点围绕扩大进口和促进消费升级。福建、云南、河北、广东、河南等地都相继出台进一步扩大和升级信息消费，持续释放内需潜力的实施方案。在扩大进口方面，政策涉及进一步降低进口商品关税、进口商品的检验检疫以及通关的便利化，对跨境电商的进口鼓励政策等。未来，高端制造业领域或将是扩内需的重要政策着力点。
扩大内需离不开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的鼎力支持，尤其需要这两者的协调配合。财政政策作为国家制定的指导财政分配活动和处理各种财政分配关系的基本准则，包括预算收支政策、税收政策、财政投资政策、财政补贴政策、国债政策、预算外资金收支政策等。而金融政策是政府或央行所采取的货币与信用政策的统称，包括货币政策、信贷政策、利率政策、汇率政策、宏观审慎政策等。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都属于宏观调控政策，是国家实施宏观调控的两大重要政策工具。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的终极目标都是为了实现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的目标。因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在调节范围、调节侧重点以及政策的时效性方面还存在不同，所以，在宏观调控过程中这两者如何协调配合，效果怎样，对中国经济发展全局影响重大。
今年以来，我国在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方面的协调配合模式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而在金融调控方面，采取的是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双支柱调控政策框架的配合，基本适应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
央行上周五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信贷放量，但社融依然低迷。具体而言，人民币贷款增加1.84万亿元，同比多增3000亿元；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1.18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少5902亿元。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9.1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少2.03万亿元，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下滑。还有，6月末M2余额177.02万亿元，同比增长8%，创下历史新低，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低0.3个和1.1个百分点。究其原因，从存款端数据来看，企业存款继续下降、返存很低、信用派生能力弱化是主因。可见，目前在表内信贷发力也并不足以完全抵消表外融资的持续低迷的情况下，金融去杠杆让金融政策充分发挥的空间变得相对狭窄。尽管如此，央行仍将继续实施好稳健中性货币政策，加强形势判断和预调微调，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以及社融规模合理增长。
由于现实的扩大内需并不是扩大总需求，而是与结构调整相结合，这就决定了积极财政政策的基调不会发生根本改变，而积极的财政政策更注重调结构，比如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确保对重点领域和项目的支持力度，压缩一般性支出，切实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这意味着更要加大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唯有如此，方能与金融政策形成有效的协调配合，真正在扩大内需方面充分发挥好政策的联动支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