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释放内需潜力作为稳定经济的基本战略
分析当前中国宏观经济走势，需要立足长期看短期，立足全局看波动。既要关注短期指标的波动，更要关注中长期趋势的变化；应对宏观经济波动中的不利因素，既要考虑宏观政策的调整，更要关注体制机制层面的变革与创新。从上半年经济形势来看，当前迫切需要把释放内需潜力，尤其是消费潜力作为稳定宏观经济的基本战略。
增速平稳与结构优化同步推进
总体上看，2018年上半年宏观经济保持平稳态势。在经济增长方面，预计上半年GDP增速可能达到6.7%—6.8%；在就业方面，5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4.8%，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月下降0.1个百分点;在通胀方面，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8%;在先行指数方面，6月份，综合PMI产出指数为54.4%，高于上半年均值0.3个百分点；制造业PMI为51.5%，高于上半年均值0.2个百分点。
在结构调整方面，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结构调整取得新的进展。以产业结构为例，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5月份，现代新兴服务业对服务业生产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6.8%，高于上月0.2个百分点，高于上年同期17.9个百分点；在工业结构方面，以高技术和装备制造业为代表的资金技术密集型
行业较快发展。1—5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2%和9.3%，增速分别比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快5.1和2.4个百分点；包括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等，工业机器人增长了85.8%。
从总量和结构角度看，我国当前宏观经济形势总体上仍处于比较平稳的阶段。当然，考虑到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矛盾尚未根除，外部发展环境变化带来巨大不确定性压力，宏观经济下行压力不容忽视，对此需要作出充分估计，做好应对各类冲击的预案。
牢牢抓住巨大内需潜力的战略基点
从单月看，5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为8.5%；1—5月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6.1%。这都是近几年的新低。因此，需要判断的是，这是否表明中国内需增速呈现下降趋势？中国内需市场潜力到底有多大？
第一，我国仍有巨大的消费潜力。仅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判断中国消费增速下降趋势，恐怕要慎重。随着中国消费结构的升级，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中服务型消费支出占比在不断提升,仅仅反映物质消费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越来越难以反映中国消费市场的真实情况。2013年至2017年，全国居民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在总支出中的占比从10.57%提升到11.39%；医疗保健支出占比从6.9%提升到7.92%。2018年1—4月，全国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累计达到156.9亿G，同比增长192.2%。初步测算表明，2013年至2016年，全国居民服务型消费支出占比从43.71%提高到45.2%，3年提升了1.48个百分点。
在这个趋势下，仅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不能客观反映消费的真实情况。尤其是一些发达地区，这一指标难以反映消费真实情况。比如2018年1—5月，北京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为3.8%，这个数据与实际感观相差甚大。因此，北京市前几年就提出了“市场总消费”的新指标来衡量包括物质型消费和服务型消费的总体情况。2018年1—5月，北京市场总消费增速为8.4%，其中服务型消费支出增速为12.1%。
即便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也在发生结构性的调整。过去几年，以新零售为引擎，中国新消费正在快速增长。2018年1—5月份，全国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30.7%。一些传统的零售业态，在新零售的带动下，通过线上线下互动焕发出新的生命。比如传统商圈在天猫618活动中，消费笔数平均增长率为31%；上海、杭州、北京、深圳、重庆五地的商圈增长最为猛烈,平均增长率近50%。
从这个意义上说，消费结构的优化与调整，是我国消费领域的一个突出亮点，反映出我国正在进入消费新阶段。一方面，我国消费规模还将进一步增长。仅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看，到2020年有可能达到50万亿元；加上服务型消费需求，消费潜力巨大。另一方面，我国消费结构还将进一步升级，到2020年，城镇居民服务型消费需求有可能达到50%左右。14亿人的潜在需求的释放以及带来的投资需求,将成为我国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最大压舱石,成为推进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基本动力。
第二，从投资需求来看，1—5月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6.5%。但投资结构正在优化。2018年1—5月份，民间投资同比增长8.1%，比去年同期上升了1.3个百分点，高于同期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2个百分点；而同期国有投资增速仅为4.1%。在投资方面，民间投资已经成为拉动投资的重要因素。
而国有投资增速下降,与当前防范风险、加大地方政府债务管控有直接关系。2018年1—5月份，基础设施投资仅同比增长9.4%，增速比去年同期大幅下滑了11.5个百分点。在很大程度上，这种“为投资而投资”的项目，并不一定是适应消费需求升级的投资，而且容易加大债务风险。加大对这类项目的控制，避免在中长期中形成更大的风险隐患，并非坏事，反而有助于防范风险。
那么，中国是不是没有投资需求呢？不是。由于中国消费需求规模不断扩大，消费结构持续升级，中国拥有巨大的投资空间。但恰恰在投资上，我们面临着“有需求、缺供给”的严峻挑战，如果相关制度能够进一步完善，社会资本活力进一步释放，中国有着巨大的投资空间。以城镇化为例，中国城镇化还有相当大的空间。2017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8.52%，但规模城镇化率仅为42.35%，人口城镇化严重滞后。缩小人口城镇化与规模人口城镇化的差距，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潜力。再比如，以城乡融合为例，如果城乡二元制度能够打破，乡村振兴中蕴藏着巨大的投资需求。如果每年全国新建和改造500万幢(套)住宅，可以消化4500万吨钢材；如果新建和改造1000万幢(套)住宅，可以消化9000万吨钢材。如果这些领域能够积极吸引社会资本，将带来巨大的投资空间。
第三，巨大的内需潜力是中国的战略基点。初步估算，到2020年，中国内需市场有望达到百万亿级别，这是一个真正需求的市场。如果这个内需潜力能够有效释放出来，那么中国经济在未来5年保持6.5%的增长，未来10年保持6%的增长，未来20年保持5%的增长，是有条件的。由此不仅可以为我国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重要的经济基础，而且为我国应对未来10—20年外部变局提供重要的“压舱石”，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新进展的重要动力。
关键是以体制机制创新释放内需潜力
牢牢抓住14亿人巨大内需潜力这个战略基点，是所有经济工作的基本出发点。无论是短期的政策调整，还是中长期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都需要把释放巨大的内需潜力作为基本出发点。
第一，以释放内需潜力为目标加快市场化改革。内需潜力释放有赖于市场化改革的新突破。近几年，我国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增大，主要矛盾不在于国内缺乏市场需求潜力，主要矛盾是市场化改革不到位，在诸多领域市场决定供求关系的机制相当不健全，而且，某些行政性、短期性的措施扭曲需求、抑制需求的倾向也比较明显。比如，意在控制房价的调控反而在很大程度上变成鼓励人们炒房的行为。这就需要以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为突破口，打破制约内需潜力释放的体制掣肘。比如，推进服务业市场对社会资本全面开放，扩大服务有效供给；加快以产权保护制度化、法治化为重点稳定社会资本投资，真正解决民营中小企业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以赋予农民土地财产权为重点激活农村大市场，加快打破城乡二元制度，促进资源在城乡间的合理配置；在房地产领域，改革优化当前的调控体系，更多地用经济手段，在条件合适的时候逐步淡化行政手段。
第二，构建适应新经济发展趋势、创新发展趋势的体制机制。比如，加快中高级要素的市场化进程。仅在科研人员管理上，只要改变当前不合理的经费管理机制，就能够释放出巨大的创新潜力。此外，新零售已经发挥出了巨大的效应，关键是适应新经济发展趋势加快推进相应的制度变革，扩大以新零售为代表的新经济的效应。要以“审慎包容”的态度看待新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平台企业的作用，使之逐步成为重要的商业基础设施，支持更多创新创业，支持更多小微企业发展。
第三，以内需为导向推进开放升级。未来20年，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将发生相当大的变化，由此带来一系列的挑战。面对这一变局，要“任尔东西南北风，咬定青山不放松”。这个“青山”就是中国巨大的内需潜力。与过去依托外部市场，走出口导向的路子不同，当前及未来我国开放的战略需要建立在内需基础上，需要以释放内需潜力为目标，以推动服务业市场开放为重点，以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为突破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这段时间，我国已出台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包括新出台全国负面清单和自贸区负面清单。从释放内需潜力出发，近期还可以做相当多的文章。比如，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以“负面清单+准入后国民待遇”为重点，加快推进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加快推进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国内自贸区转型，加快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
第四，以构建良好的市场环境为重点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比如，适应全球资本竞争加剧的新形势，把构建营商环境作为衡量政府职能转变的核心指标；适应消费升级的趋势，把构建有效的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环境作为政府变革的关键。
短期的经济波动需要高度重视，需要对宏观政策作出适时的调整，但对于一个14亿人的大国来说，更需要趋势性的判断，更需要适应趋势变化的体制机制创新与变革。牢牢立足于内需潜力这个战略基点，围绕释放内需潜力这个核心任务，加快体制机制创新，是我们的立身之本。对此，不能有战略上的误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