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高质量的经济发展，核心问题是经济结构升级。经济活动的起点是消费，消费引导着生产，生产产生流通和分配，最终回到消费。然后再开始新一轮的经济活动。我国经济从40年前贫困水平发展到中等收入水平，激发了消费的升级，也带动了产业升级。但是依然存在着升级障碍。要满足人民收入水平提升带来的高质量消费需求，需要生产、流通、分配以及技术、制度、政策的变革和创新。这是一个复杂和持续的结构升级过程，最终波及需求结构、供给结构和贸易结构的全面升级。国内经济结构升级与贸易结构升级是互动的过程。
改革开放以来消费的演变过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消费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1）消费率低中趋涨，消费贡献率攀升。消费率呈现阶段性“U”型波动，居民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随经济发展处于不同阶段而不同。前期，出口、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下，消费拉动作用减弱。后期，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我国消费与发达国家差距逐渐减小，潜力巨大。但是由于消费投资结构失衡，我国居民消费率仍然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恩格尔系数下降、服务消费上升，消费结构与发达国家趋同存异。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不断下降，但仍高于中高等收入国家，消费类型由生存型消费转向发展型消费，服务型消费是消费结构升级的终极趋势。（3）中国居民消费规模快速增长，与发达国家差距缩小，甚至出现赶超。从消费规模来看，我国消费规模呈现逐年快速增长的趋势，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明显缩小。1978年，我国居民消费总额为737亿美元（现价美元），仅为美国的5%，但是在2005年成功突破10%，2016年高达34.08%，同时期，我国居民消费总额达到日本的158.39%，超越日本居民消费规模。尽管目前中国经济总量占到美国的60%，而消费总量与美国相比只有34%，但是按照当前我国居民消费规模占美国比重每年增长3-5个百分点的速度，那么预计到2020年，我国消费市场规模极有可能达到美国的50%。
中国消费结构升级的未来动能
中国消费结构升级的未来动能是：（1）人口老龄化刺激消费结构升级。医疗保障消费比重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而急剧上升；尤其是少儿抚养比下降以及老年抚养比的提高会增加社会服务消费，促进消费结构升级。（2）城市引导消费潮流从而带动乡村消费升级。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城镇和农村居民家庭在绝对收入水平上存在较大差异。随着经济发展以及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村居民消费需求、消费结构与城镇趋同。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将拉动消费增长近2个百分点。乡村消费升级将是我国消费升级的亮点。（3）中等收入阶层崛起驱动消费不断升级。目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达到4亿人，远高于美国的9200万名中等收入阶层人数，位居世界第一。中等收入阶层拥有稳定的收入和富裕的经济生活条件，对于高品质的生活有强烈的倾向，同时也愿意并有能力支付更高水平的产品和服务，比如出国旅游，购买奢侈品，接受高品质的消费品和服务等。国内的消费生产以及消费环境无法满足中等收入人群的需求，导致流向海外。2017年以中等收入人群为主的出国人次达1.31亿，境外消费了2000亿美元，约合每人境外消费9000元人民币。（4）以服务消费为主的新消费可释放更大消费潜力。以网络消费、智能消费、共享消费等为主的新兴消费逐渐在人们生活中普及，改变人们的消费理念，进而助推消费结构升级。这种消费升级带来消费对象、消费模式、消费体验的消费新变化，加速消费升级换代。（5）不断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促使居民把更多的钱用在消费上。总之，中国消费结构升级已经跨过U型底部，从右边开始攀升。
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趋势及障碍
消费升级的实现有赖于产业升级。如果产业没有实现升级，消费升级也会严重受阻。从这个意义上说，消费升级与产业升级是一个良性互动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居民最终消费拉动总产出最高的前五大
行业已有根本性改变。1987年，棉纺织业，商业，粮油加工业，日用电子器具制造业，日用机械制造业名列前五位；2012年，化学工业，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品，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和金融是前五位。我国的消费/产业双升级经历了一个起伏过程也走到一个新的历史关口。目前收入结构失衡（贫富差距较大）和技术结构失衡（核心技术不足）共同制约着产业结构升级。
1、消费升级对制造业升级和服务业升级都有一定的带动作用，但这个作用目前还比较有限。这很可能是由于我国还存在大量收入较低的人口，这些人口的收入和消费水平对产业升级的带动作用还比较小。
2、中等收入以上阶层的消费升级，对制造业和服务业升级都有相对更强的带动作用，而中等收入以下阶层的消费升级，对制造业升级的带动作用较弱，对服务业升级的带动作用很不显著。
3、核心技术不在我国企业手中将妨碍产业升级。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我国产业获得了一定的产业核心技术，但是高端核心技术迟迟不在我国企业手中。原因固然很复杂，短期内却也相安无事。但是此次中美贸易冲突将这个问题尖锐地呈现出来。从长远来看，核心技术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因素，是领跑产业升级的钥匙。同样，我国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开发出来的应用技术，推进了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但是如果没有新的技术突破和核心技术掌握，这些应用技术也会渐渐落伍，失去经济结构升级的动力。
我国有购买力的人群有限，对产品质量要求苛刻的购买者还比较少，没有给厂商带来足够的压力以迫使其产业升级。因此短期内就出现了一方面是部分消费者到境外买买买，而另一方面国内厂家却生产不出来的矛盾现象。没有后续技术创新和突破，产业升级也会受阻。
目前我国贸易结构不利于经济结构升级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长期保持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顺差状况。这种情况是由我国经济比较优势以及国际分工地位决定的。但是我国外贸巨额顺差背后是产业失衡。其中劳动密集型和部分中低端技术型产业贡献了较多的贸易顺差，而部分高端技术型产业和资源型产业贡献了较多的贸易逆差。从2000年到2014年，我国劳动密集型纺织品产业一直是进出口贸易量较大的部门，并且始终保持了较大的贸易顺差，是我国出口主力部门。其次是技术密集型部门计算机产业，其进出口数额都非常庞大，而且15年来由小额贸易逆差转变为较大贸易顺差。此外，对贸易顺差贡献较大的出口部门还有电器机械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家具制造业。对贸易逆差贡献较多的部门是化学品产业和设备制造产业。采矿业15年后上升为第一大贸易逆差部门，表明我国产业资源日益严重依赖国外。
我国贸易内部结构存在着中间产品巨大逆差和最终产品巨大顺差的失衡现象。在贸易结构中，中间产品贸易逆差或顺差表明国内产业对外部资源的依赖或独立，最终产品贸易逆差或顺差表明国内产业的能力相对不足或强大。从2000年到2014年，纺织业产业从中间产品贸易逆差转变为贸易顺差，最终产品始终保持贸易顺差。计算机产业从中间产品大额贸易逆差转变为小额贸易逆差，最终产品始终保持较大贸易顺差。化学品产业从中间产品巨大贸易逆差转变为小额贸易逆差，最终产品贸易逆差转顺差但规模很小。采矿业、基本金属制造业始终保持中间产品贸易逆差，最终产品几乎贸易额为零。此外，中间产品有贸易逆差但最终产品保持贸易顺差的部门有电器机械品产业、家具制造业、铁路船舶等交通制造业。汽车产业从中间产品的贸易逆差转变为贸易顺差，最终产品却始终保持贸易逆差。
我国出口竞争性产业处于世界贸易价值链的低端。如果巨大的贸易顺差能够带来丰厚的本国价值收益，或许这个顺差是值得的，但如果不是这样就值得反思了。采用列昂剔夫数量模型计算我国各个产业生产1元钱的产品拉动我国GDP增加的程度，即1元钱留在国内的增加值中的金额，发现我国大多数出口型产业仍处于世界贸易价值链的底端。比如：我国出口主力部门纺织业，从2000年到2014年，本国产业链增加值指数上升至1，然而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它并不是我国产业升级的主力方向。另一个出口主力部门计算机产业，本国产业链增加值指数只有0.7，不能给我国带来较多的增加值。究其原因是计算机业中间产品高度依赖国外零部件，处于贸易逆差状态。尽管计算机业最终产品出口处于贸易顺差状态，但是增加值较多地留在了国外的生产环节。我国计算机产业主要以代工环节为主，既不承担产品设计的环节也不承担核心零部件生产的环节。核心技术和关键部件不在国内。这不仅制约了我国人均GDP的进一步提高，而且埋下产业安全隐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