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初次收入分配 提高国家经济竞争力
发改委近日印发《2018年收入分配重点工作》。明确以完善初次分配制度、履行好政府再分配调节职能、促进社会公平等方面为重点，开展收入分配工作。完善初次分配制度方面的措施，包括深化城乡居民增收试点、完善技术工人激励政策、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着力增加农民收入等。
收入分配改革事关全民的切身利益，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成为热门话题。如果收入分配搞不好，贫富差距过于悬殊，不仅会造成全社会的公平忧虑，而且最终也会损害经济增长潜力。《21世纪资本论》的流行反映了西方社会的焦虑，而中国人对这个问题的关切更深，同时我们面临的问题也极为复杂，需要从多角度去思考，通过多种渠道去解决。市场经济无疑会产生一些优胜劣汰的后果，需要通过社会保障等制度去调节，但同时制度性的垄断与腐败现象也会造成收入差距拉大，这在中国恐怕更值得注意。
初次收入分配是指在生产过程中实现的分配，主要反映由市场机制形成、不经过政府干预的分配格局，生产要素按照其贡献的大小来获得相应的报酬。30多年来中国经济经历了高速增长，但在初次收入分配方面，劳动者报酬占GDP的份额恐怕还存在有待提高之处。根据
研究，尽管中国的初次收入分配格局保持了相对的稳定性，但是劳动份额的占比太低，低于发达国家历史上处于相似发展阶段的时候。通常认为，在国家发展过程中的一定阶段上，劳动收入占比较低也是正常现象，但当一个国家逐渐转型为中等收入国家的时候，这一现象就变得不正常，甚至会拖累未来的增长空间。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在快速工业化过程中，劳动报酬占比要么保持上升态势，要么在高水平上保持稳定，长期的低占比肯定会造成问题。中国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状况，采取相应的改革和调整措施已是当务之急。
除了深化城乡居民增收试点、完善激励政策等方面外，改善初次收入分配状况可能还需要从全局出发，进行更大范围内的制度性改革。首先，一种计划经济时代的遗留影响是重视积累而不重视消费，有的时候强行要求工人做出牺牲，劳动者的收入增长速度跟不上劳动生产率增速，这种思维已经不适合今天的市场经济，必须改革。其次，中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也压低了从农业转向非农部门的劳动者的工资，因为农业部门存在人口过剩情况，所以这些劳动者通常都愿意转向非农部门，并愿意接受比较低的工资水平。此外，户籍和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也步伐较慢，导致农民工难以成功转型为稳定的非农业工人，这也影响了他们的收入和议价能力。第三，地方政府的GDP发展竞赛导致有的地方过于看重经济增长，所以特别强调维护资方利益，为资方保驾护航，这不利于劳动者通过谈判等方式来改善自己的处境。
事实上，随着经济的增长、社会的发展，以及劳动者权利意识的觉醒、维权能力的提升，其收入份额占比增高本来应该是一种正常的现象。更高的收入、更好的工作环境、更游刃有余的时间安排也有利于劳动者得到更好的教育，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全社会的创新水平，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升级，从单靠投资转向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否则的话，一个国家很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此外低收入造成的国内消费不足问题也会构成一种长久的拖累。所以政府应该积极作为保障和引导这样的转型，一方面让劳动者和雇主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和谐，另一方面让政府的角色集中于提供公共服务，平等地为所有劳动者的权益提供更好的保障。
所以，初次收入分配格局的改变，并不只是局部性地上调工资或者修订个税等税制就能解决的，而必须以全局性的思维，从制度改革和调结构的角度去理解现实、推进改革。可喜的是，近年来中国一些地区农民工等群体的收入也出现了上升势头，劳动法的全面实施也提供了可靠的保障，废除养老金“双轨制”、扩大医保覆盖面等改革，也产生了积极效果。我们应当从中汲取有益经验，更好地推动全方位的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