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成本关键是降低宏观成本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工作的主线，降成本是其中重要内容。当前降成本，首要的是降低宏观成本，也就是通过深化改革来降低制度成本。
过去我国的发展是低成本、低附加值，现在变成高成本，但整体看依然是低附加值。经济发展的成本越来越高，根本原因是体制机制改革滞后，制度成本高。
资源错配，投入多，产出少，经济运行成本自然会高。产能过剩意味着设备利用率低，有大量的无效成本；杠杆率高意味着财务费用过重，成本就上去了；库存多导致资金周转慢，也推高成本，这些都是资源错配的成本。“僵尸企业”就是典型的资源错配，杠杆率高实际也是资金的配置出了问题。要素不能市朝配置，不能用在合适的途径上，会提高整个经济运行成本，多数企业难以幸免。
而社会诚信缺失，风险水平上升，经济社会运行成本也会全面提高。经济运行是相互关联的，其中一个企业不守契约，会影响一串企业。若许多企业不讲诚信，则企业之间的交易成本会大大增加。融资成本高，也与诚信不足引发的风险扩大直接相关。为规避风险，过度的增信措施，如抵押、担保、认证和公证等最终都会添加到融资成本的账单上。
制度变迁迟缓，风险溢出会导致成本上升。生产、生活的成本本质上都是因风险转化而来的。当定价机制不是按照历史成本，而是按照未来的风险来定时，公共风险水平就会上升，意味着所有的生产要素都会变贵。高成本与高风险只是同义的不同表述而已。
要降低整个社会的公共风险水平，那就要加快制度创新步伐，使制度和风险之间形成一种良好的匹配，充分发挥制度及时防范化解风险的功能。
一是加快要素的市朝改革。破除劳动力、土地、资金、能源、科技等要素市朝配置的体制机制障碍。要素的市朝配置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要义，也是提高供给体系质量的关键。
二是加快国资国企改革，大力破除“僵尸企业”导致的资源错配。转向以资本为导向来做优做强做大国有经济，通过资本优化配置来夯实国有经济。这需要转变单一以国企为导向的国有经济发展思路，把国有经济的微观基础从企业转移到资本上来。
三是加快科研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改革，实现产学研的深度融合，解放人才创造力。人才是我国当前发展的根本制约因素，要加快破除一切妨碍人才流动和优化配置的体制机制。当前的事业单位体制对人才培养、使用和发展产生了严重束缚，亟待改革。
四是加快社会身份制度改革，实现人力资源、人才资源的充分有效配置，增强人力资源的内生动力。城乡身份、本地人外地人身份、编制内编制外身份带来了社会的不平等，应通过社会化改革，实现所有社会成员从“身份人”向“社会人”的转变。
五是加快金融监管改革，减少金融扭曲，破除“钱多反而贵”的悖论。资金的供需结构脱节，与金融监管带来的扭曲密切相关。金融监管不是针对所有的金融行为和金融风险，而只是针对产生公共风险的金融行为，这需要以大数据
分析为基础的新监管模式。好的监管不是在前台吆喝，而是在后台
分析，寻找公共风险的蛛丝马迹。
六是加快财税改革，从收钱、花钱方式的改革来倒逼国家治理方式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一个国家收钱、花钱的方式，代表了一个国家的治理方式。财政支出结构固化、资金使用碎片化，表面上看是财政事务问题，从深层看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问题。需借党和国家机构系统性重塑的东风，真正发挥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作用。
七是加强和完善法治，保护产权，稳定预期，提升社会诚信水平。如果说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那么产权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我国需要彻底解决所有权清晰而产权不清晰的问题，这样才能真正保护产权，稳定长远预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