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毕业季在即，大城市“人才争夺战”也愈演愈烈，送钱、送房、送户口，吸引人才落户的政策优惠力度空前。
有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认为，“抢人才”的背后，实则是“抢人口”。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充足的劳动力一直是中国经济的核心竞争优势之一。但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长期低生育率、老龄化加速等问题，中国的人口规模和结构也发生了巨变。
仅从劳动力的变化来看，劳动年龄人口在持续了相当长时期的增长后，在2012年开始进入下行拐点并延续至今，六年来累计减少劳动力超2300万人。
经济学
研究教授梁建章认为，当一个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人口成为影响创新力的根本因素，也就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动力的根本因素。
“未来大国之间的竞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国之间人口政策的竞争。”梁建章说。
人口结构承压
“随着"两孩"政策全面放开，生育高峰本该出现却没有，说明实际上中国的生育率已经到了一个非常低的水平。”梁建章坦言。
为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我国于2013年底开始启动自实施计划生育以来的重大生育政策调整，实施“单独两孩”、“全面两孩”政策，以应对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人口老龄化问题。
但生育政策调整后，新出生人口并未达预期。2017年，我国新出生人口为1723万人，2016年则为1786万人，实际出生人口较此前原国家卫计委的预测低了三四百万人。
与此同时，劳动力市场的悄然变化，加剧着人们对人口问题的担忧。
今年以来，各地以落户优惠为主导的“人才争夺战”备受关注，南京、武汉、西安等20多个城市接连出台人才引进政策，送钱、送房、送户口，甚至零门槛落户，吸引人才力度前所未有。
在专家看来，这表面是抢人才，实际是抢人口。
另有消息称，菲律宾和中国签署了一项协议，取消中国对菲律宾籍劳工的限制，30万名菲律宾人将到中国就业，其中包括10万名英语教师。
“上述几种情况实际上反映了我国人口形势并不乐观。” 教授李建新认为。
上述“人才争夺战”的主战场中，不少城市都面临人口结构压力。比如南京的“十三五”人口发展
规划提出，南京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在缓慢下降，但老年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却攀升；杭州的老龄化问题同样值得担忧，有预测称，2020年杭州老龄化率将超24%，也就是说，这一水平高于2017年全国老龄化平均水平6个多百分点。
“人才争夺战”与人口形势的变化关系密切。
普遍的共识是，我国正面临超低生育率和严重老龄化问题。
数据显示，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自2013年超过2亿人以来，每年增加1000万人，2017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17.3%，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而1982年，这一数字仅为7.63%。
中国的老龄化是伴随全球人口老龄化大趋势的，但速度更快一些。
美国人口老龄化调查报告指出，2015年，全世界老年人口（大于60岁）占世界总人口的8.5%；到2030年，预计这一数字将达到12%；到2050年，这一比例将超过15%。2050年，日本和韩国将成为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国民的平均年龄为53岁；中国国民的平均年龄为46岁，比现在的平均年龄大9岁。
不仅如此，近30年来，我国一直居于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
目前，2016年我国总和生育率在1.7以上，低于更替水平。而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我国总和生育率为1.18。
所谓更替生育率，是指为了让每一代人的规模大致相仿，需要达到每名妇女平均生育2.1个孩子的生育率。
梁建章认为，随着新出生人口数量的减少，意味着20～30年后中国的劳动者比例将大幅降低。在他看来，目前我国总和生育率仅在1.4左右，在更替水平以下，在接下来的20年里，中国将出现人口的负增长和急速的老龄化。
据了解，按照《“十三五”全国计划生育事业发展
规划》要求，到2020年总和生育率要从2015年的1.6回升到1.8的水平。
也有学者对未来人口问题持更悲观的态度。人口学者黄文政认为，中国生育率已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七八年后，人口总量即将负增长；即便全面放开生育，生育率仍将低迷，中国将面临人口坍塌风险。
生育难题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经济享受了巨大的人口红利。经济学家认为，人口红利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源泉。
但随着2012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在持续了相当长时期的增长后开始下行，中国的人口红利和抚养比开始迅速逆转。
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2011年达到峰值，为9.25亿人，2012年首次锐减345万人后逐年减少。到2017年底，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为9.02亿人，累计比2011年减少超2300万人。
很多人口学家也据此判断，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消失。
人口红利通常由抚养比来衡量。抚养比是指，在一个社会的人口当中，非劳动年龄人口（小于15岁的儿童以及64岁以上的老人）所对应的劳动年龄人口（大于15岁且小于64岁）的数量。
“抚养比越低，每个劳动者所需要负担的儿童和老年人口数量就越少，因此人均收入就越高，从而导致所谓的人口红利。”梁建章认为，低生育率可以产生人口红利，但只能在短期内产生。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独生子女政策导致中国的生育率与抚养比在过去30年中产生了剧烈的变化。1985年～2015年，由于独生子女政策，儿童数量大幅减少，抚养比由44%下降到37%。公开数据显示，从1982年到2000年，再到2015年，中国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33.6%降到22.9%，再降到16.5%。
“未来我国育龄妇女会以每年百分之几的速度减少，而更严峻的是，随着生育成本居高不下，育龄妇女的生育欲望也会快速地降低。”梁建章说，一些高收入国家以及中国的生育率水平低于1.5，这是一个超低的水平。1.5的生育率意味着每一代人比上一代人减少25%。
超低生育率在很多国家已经成为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社会问题，涉及欧洲南部和东部的国家，以及日本、韩国和中国等东亚国家。
“我们追求的人口目标是长期均衡发展，人口是基础变量，只有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才有人口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才有人口与社会的稳定。”在李建新看来，人口作为基础和长远的变量，要求决策者制定政策时必须有宏大的格局和眼光。他建议，应该尽快全面放开生育政策。
十九大报告提出，“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加强人口发展战略
研究”。这为我国生育政策进一步调整留出了想象空间。
“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最重要的是尽快全面放开生育政策，政府补贴鼓励生育。”对此，梁建章还比较了解世界各国政府补贴与生育率之间的关系，他发现，政府补贴与生育率之间呈正相关。
数据显示，一般的国家拿出GDP的1%到5%鼓励生育，生育率比较高的国家，生育补贴会占到GDP的4%～5%。
“中国是不是有这个准备或者有能力去花这么多钱鼓励生育，这是非常值得大家关注的一个话题。”梁建章坦言。
人口结构影响创新力
一边是老龄化加速，边是生育率仍面临提高难题，中国人口发展态势正面临潜在的巨大压力。而这种压力，将最终传导到经济社会领域。
《党的十九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中关于人口问题指出，劳动力平均年龄不断提高，赡养老年人负担越来越重，这将可能严重影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进程，削弱我国的国际竞争力。
“2015年到2040年，中国的抚养比将从37%上升到60%。”梁建章说，抚养比的上升，特别是老年抚养比的上升，将会给养老金和医疗支出带来沉重负担，而这必然又导致更高的税收或更高的退休年龄，从而耗费政府大量资金，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不仅如此，他通过
研究发现，当一个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人口成为影响创新力的根本因素，也就成为经济发展动力的根本因素。
“一国人口结构的年轻化对推动创新非常重要，老龄化指数越高的国家，创新指数越低。”梁建章认为，创新力取决于很多因素，但人口因素是最重要的。
“对一个国家而言，假定制度与技术条件等不变，人口的规模和结构将成为决定经济创新的关键因素。”梁建章认为，未来的国家竞争，将主要在激烈竞争的创新领域展开。相比而言，人口大国更易获得规模庞大的市场和人才储备，从而在创新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对此，梁建章进一步解释称：首先是人口具有规模效应，即人口越多市场越大、创新力越强，主要体现在制造业、服务业和创新产业上；其次是聚集效应，人口分布越集中，人际交流就越密切、相互学习越方便，因此城市越大，创新力越强；再次是年龄结构效应，人口日趋老龄化将导致劳动力短缺、经济活力下降，从而抑制创新。
不仅如此，具体到企业层面，梁建章认为，老龄化导致企业创新活力下降，以及新的创业公司减少。
研究发现，在上世纪80年代末，日本有数量较多的新注册企业，但是到了90年代，新注册企业减少，创业活力下降。
日本是世界上最早进入老龄化的国家。二战以后，日本的生育率快速下降，目前生育率为1.3～1.4，即每个妇女只生1.3～1.4个小孩，远低于更替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在梁建章看来，中国巨额的贸易顺差，也可以从我国独特的人口结构这一视角得到一些解释。
来自国家统计局和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家庭储蓄率从2002年的30%增加到了2012年的40%。
“如果不把人口因素考虑进来的话，那么如此高的储蓄率非常令人迷惑。”梁建章说，婴儿潮的一代，基本都只有一两个孩子，中国经济在2040年以后受累于老龄化，届时产生的收入不足以支撑婴儿潮一代的养老需求。这就是为什么在未来几年里，中国将会不可避免地输出大量资本到世界各地，而这将推升资本价格、降低利率。
“近些年来，美国向中国出售了1.2万亿美元的国债。宏观经济理论认为，巨量的资本外流必然伴随巨大的贸易顺差。”梁建章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