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增长需要积极财政政策科学发力
2017年中国GDP达到82.7万亿元，按可比价格增长6.9%。有的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实现反转，期盼经济开启新周期实现“V”或“U”型增长；有的观点基于5年经济增速持续下滑以来首次回升，认为这是经济L型见底的拐点；有的观点认为是经济L型趋稳的、增速由新入常的节点，等等，都对经济超预期给予积极评价。2017年中国经济运行呈现诸多积极因素，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PPI转正、外需复苏等。但我们也发现，2017年经济超预期，价格因素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需要正确认识，避免误判。
经济“超预期”中价格因素须高度关注
2017年积极财政政策叠加外需复苏，形势超预期，经济增长呈现企稳势头，GDP增长6.9%，高于年初6.5%目标0.4个百分点；财政收入增长7.4%，高于年初预算目标5%约2.4个百分点。同时，经济结构优化、企业盈利水平提升，等等，都是经济稳中向好的积极因素。但
分析发现，价格因素凸显，应高度关注。
（一）经济超预期但结构性特征明显、价格影响突出
第一，经济非全面复苏，增长主因在价格上涨
行业和进出口。
2017年41个细分的
行业中，增加值增速明显提升且超过10%的
行业有12个，包括开采辅助活动、其他采矿业、家具制造业、医药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等。除了长期保持增长的消费
行业，2017年增长明显加快的，主要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影响的
行业（主要是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
行业），受内外需共同影响增速较快，其中主要
行业多与我国的出口交货值快速增长的
行业高度相关。所以，经济并非全面复苏，而是结构性的，明显提速的
行业不足一半，显著提升的
行业只有1/4左右，主要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影响供求的
行业和外需增长较快的
行业。
第二，经济形势超预期，但非量价齐升，价格因素突出。
根据2017年前三季度形势
分析会公布的数据，进口价格上涨对进口总值的贡献率为52.5%，进口价格上涨传到出口拉动出口总值的贡献率为41.5%，价格因素影响是非常突出的。
第三，企业盈利超预期，但总盈利水平提升有限，也呈现很强的结构性特征。
2017年1—12月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增长了23.5%，但是，主要是经过连续5年经济下行导致的利润基数比较低，如果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销售利润率或成本利润率看，2016年是5.05%、5.15%，2017年为5.55%、5.72%，大致提升了0.5个百分点，从国际比较看，盈利水平并没有明显提升。同时，需要注意的是，结构性增长是产业链条上要素价格的再分配。经济增长中价格因素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呈现产业链条的结构性增长，生产链条前端价格因素对增长和盈利影响明显，但中后端产业受到挤压，成本上升，利润下降，链条上的再分配情况明显。
（二）财政收入增长价格因素贡献大，佐证价格对经济的影响
第一，价格对财政收入增长影响显著。
我国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价格对收入影响格外显著，价格上涨导致增加值增加，流转税就增加；结构性增长导致部分企业利润增加，所得税就会增加。价格因素对收入的影响，我们
分析了财政部公布的2017年1—11月份三个数据：税收收入、进口税收、资源税。资源税有改革因素的影响，但主要是价格因素影响，价格上涨因素对于经济财政运行的影响显著。进一步
分析，进出口也存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因素，从资源税和进口环节的两税就能看出影响。财政收入增长的价格因素本质明显。
第二，财政收入存在政策调控和人为控制因素。
调研中我们发现，有传统税收管理计划观念的影响，在2017年10月份以后有些地方人为压低增长，有主观压低的因素，导致年底增速会下来。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人为因素，收入增长可能会更高。
关于当前财政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建议
（一）经济企稳、财政压力仍在是基本判断
2017年在国家综合施策和外需复苏的影响下经济实现超预期增长，是积极因素，但是，无论是经济增长还是财政收入，价格因素影响突出。展望2018年，价格因素拉动减弱、严控地方债等因素会对冲外围复苏的影响，只是可以确定长期下滑的趋势得到扭转，也就是说经济L型运行趋势，只是“横住”了，难言经济增长“反转”或是新周期开启，仍有待观察。
财政收入形势，基于上述经济增长判断，价格因素不会持续，考虑房地产调控因素导致的2018年收入下降压力会更明显，地方债严控风险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以及减税降费等因素，冲抵2017年下半年人为压低收入的因素，数字和形势会逊于2017年，大概率呈现一种前“好”后“差”的走势。
（二）宏观政策防风险叠加经济运行压力，积极财政政策应科学发力
2018年防范重大风险为三大攻坚任务之首，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防范风险，那么稳增长更需要积极财政政策科学发力。
第一，减收与减支同步进行，营造积极财政政策的空间。
减税降费导致的减收应该与减支并行，积极财政策措施不能只管减收，不管减支。这就需要减收的同时，积极转变政府职能，该取消的机构和供养的人员就要取消，否则只是把取消收费的供养人员简单地转为财政供养人员，必然挤占积极财政政策的资金空间，进而影响积极财政政策效果。
第二，以绩效管理打破固化促进财政支出结构优化。
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后，经济增速换挡降速，财政收入由于我国特殊的税制增速下降更加明显。过去积极财政政策靠增量调整的思维需要转变，这就需要我们打破支出结构的固化，依托全面绩效管理，贯穿到预算管理全过程，以绩效结果为主要依据未实现财政支出项目的评估退出机制，进而实现部门支出的优化调整，通过存量结构的优化，为积极财政政策创造空间。
第三，明确财政实质，充分利用市场的作用（PPP、基金等）。
过去由于没有对市场化方式调动资源的财政本质说清楚，导致我国的PPP、政府引导基金等方式在执行过程中出现偏差，又不得不采取一刀切的行政手段强化管理，带来一些不利影响。但是，市场的负面清单靠列举的方式，恐怕难以列举得完，也就是说靠“堵”达到完善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可以考虑利用市场资源的方式，对其财政本质予以明确，比如需要举债的就纳入政府债务限额管理，除此之外要基于项目的现金流为限进行合作或补偿，将政府事务和市场自行决策的界限分清，政府管好政府的事务，市场主体自主管理，比如项目产生收益能够还本付息的，应该鼓励，变相举债的，严格管理。进一步调动市场资源，形成合力，提升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力。
